“一個班上有120多名學生，講課都需要用小喇叭，不然后面學生聽不見，學生作業每次只能改一部分，輪流來改……”全國政協委員、江蘇省錫山高中校長唐江澎至今仍記得30多年前給一個縣城中學補習班上課的情景。

如今，“大班額”現象雖已不像當年那么夸張，但在部分地區仍然存在。今年，這一現象不僅被寫進政府工作報告中，也被搬上全國兩會的會議桌。如何讓“大班額”徹底消腫、完美“瘦身”，不妨來聽聽全國人大代表、全國政協委員怎么“支招”。

我國有“大班額”班級36.8萬個

《城市普通中小學校校舍建設標準》規定，完全小學每班45人，初級中學、完全中學和高級中學每班50人。56人及以上的班級，則屬于“大班額”，66人及以上的班級為“超大班額”。

3月16日，教育部部長陳寶生在記者會上介紹，2017年我國共有“大班額”班級36.8萬個，占全部班級的10.1%，去年1年共減少8.2萬個，下降18.3%;“超大班額”共8.6萬個，占全部班級的2.4%，去年一年減少5.6萬個，下降近40%，在消除“大班額”問題方面已取得突破性進展。

10多年前，全國政協委員、海南省人民政府教育總督學潘惠麗還會時常看到“大班額”現象，“一個板凳上能坐兩三個學生”。潘惠麗說：“這肯定是不符合教育規律的，首先是影響孩子的身心健康成長，生均面積不足會影響教室內的通風、采光、照明等問題，對身體健康是有風險的，同時學生和老師的注意力都有限，人數過多會讓注意力分散。”

在唐江澎看來，“大班額”課堂主要有兩大特點，“一是以講課為主，學生太多很難互動;二是以應試為主，老師的時間和精力是有限的，這么多學生不可能照顧到每個人，更不要說個性化的教育，只能采取應試教學”。

“學生在學校不僅僅要學知識，還要進行思想道德、性格、人格品質等方面的培養，這都需要老師多跟學生接觸才能實現，但在‘大班額’中是無法實現的。”全國政協委員、北京市第十二中學校長李有毅認為，“大班額”還會限制學生創新能力、批判性思維、質疑能力等的培養，“比如說在小班教學中，學生有充分發表意見的機會，但‘大班額’中這種發言、交流的機會可能只會被少數人占有”。

陳寶生表示，“大班額”問題不僅僅是一個教室里面放多少張桌子、多少條板凳、安排多少個人的問題，而是會影響學生的身心健康、影響教學質量，還有可能帶來安全問題，“大班額”問題必須堅決予以解決、消除。

教育資源不均衡催生“大班額”

而“大班額”現象的存在緣由錯綜復雜。

李有毅認為，隨著義務教育的普及，人們對優質教育資源的需求更為迫切，但部分地區因教育資源不足而無法均衡地滿足這一需求，“尤其是欠發達地區，老百姓希望孩子能上好學校，只能用‘大班額’這種方式來解決”。

全國政協委員、浙江省教育廳副廳長韓平認為，中西部地區的“大班額”問題在于地區經濟發展較薄弱，教育資源投入較少，所以在增加優質教育資源這方面本就存在歷史欠債;而在東部發達地區，“大班額”現象有多種因素的疊加，一是隨著城鎮化進程的推進和新戶籍制度的改革，農民進城數量增加，二是外省流入人口增加，三是“二孩”政策放開也會給義務教育增壓。“學校原來是按照戶籍人口來進行布局的，并沒考慮流動人口等的增加，所以原來的資源不能滿足現在的需要。”韓平說。

城鄉“兩頭抓”

“抓緊消除‘大班額’”，今年已被寫進政府工作報告。

在潘惠麗看來，如今“大班額”問題凸顯出來，是因為“在黨的十八大之前，可以說著重解決的是讓每個孩子有學上(的問題)，黨的十八大之后，著重解決的不僅是學生上得起學，還要上好學，就把質量提到更加突出的位置，消除‘大班額’就更為迫切”。

“浙江省的‘大班額’已減少到100多個，今年要把它消滅掉。”至于如何徹底消滅“大班額”，韓平表示一方面要擴大教育資源，如將學校的建設與城中村的改造結合起來，重新規劃學校布局;另一方面則要促進城鄉一體化，“這需要很多政策一起推進，其中一個較有效的政策是優質高中拿出50%~60%的招生名額分到鄉鎮初中”。

全國政協委員、民進中央副主席朱永新則建議，要統籌城鄉教育資源配置，合理規劃學校布局建設，在城市中要做到學校建設與城市建設同步發展，保證城鎮的擴張與義務教育的承接能力協調一致;另一方面，在農村要積極推進農村學校布局適度集中、確保辦學水平，與辦好農村小規模學校雙管齊下，切實提升農村學校教育質量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教育部最近已經提出將緩解“鄉村弱、城鎮擠”問題，并實施消除“大班額”專項督查，確保2018年基本消除“超大班額”，到2020年基本消除“大班額”。總結這些年的經驗，陳寶生表示，根治“大班額”需三大利器，即統籌、規范和臺賬。其中，統籌是指統籌城鄉義務教育一體化，把“城市擠”和“農村弱”統籌起來考慮，通過建設標準化學校以增加學位來解決“城市擠”問題，同時通過辦好農村教學點、寄宿制學校來提升農村學校教學質量，以解決“農村弱”的問題。

此外，陳寶生強調“規范”，即規范學校的招生行為、辦學行為，搞好中小學免試就近入學改革，合理分配優質高中在區域內的招生計劃名額，同時提高普通學校質量，穩定生源;同時要求各省、市、縣按照規劃建立臺賬，倒排工期，落實責任。

“地方能否真正落實仍需教育部加強檢查和督導。”朱永新認為，要將學校的規模和班額變化情況納入學校督導的責任范圍，開設舉報熱線、網絡平臺等鼓勵群眾舉報違規情況舉報，并明確規定各級政府、教育行政部門及其行政領導管理和監督不力應承擔的后果。